李白与裘慧英的“革命伴侣”是马纯古“牵线”的

■ 吴德胜

李白烈士纪念馆内景

李白与裘慧英夫妇

一部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能传遍大江南北67年，只要打开电视机，隔三岔五地还在播放；一部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能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650多场，而且还“一票难求”。这绝不是夸张，现实却是如此。

“李侠”的原型人物叫李白，而夫人“兰芬”的原型叫裘慧英。很有幸，1983年底，我走进了裘慧英家，从此，我与这位革命老妈妈结成了“忘年交”，整整10年时间直至她1992年去世前，我一直叫她“裘妈妈”。

41年来，我在全国各地宣讲李白烈士故事近二百场，中央电视台多频道拍摄的12部纪录片都有我的讲述，而这些故事都是裘妈妈亲口对我讲的。现在，我是继裘慧英以及烈士儿子李恒胜（已故）后第三任的“李白烈士故居”名誉馆长。

15岁入党、参加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“秋收起义”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李白，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受党中央的委派，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，搭起延安与上海的“空中桥梁”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。在上海解放前的20天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，年仅39岁。2009年他被评为“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100位之一。

电影中李侠与兰芬由假夫妻变成真夫妻的故事人人皆知，这不是虚构的，裘妈妈也跟我说过，是马纯古同志介绍的。很巧，近两年来，我多次与马纯古的儿子马云飞先生接触交流并求证，马云飞先生还保存着父亲马纯古对他讲述的记录。

1937年10月，李白化名李霞，抵达上海，翌年初春，李白用收音机零件组装了一部电台，成功地与延安党中央取得了联络。当时，李白工作在隐蔽战线，所处的环境十分艰难，因李白不是上海人，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做湘绣生意的商人，特别是单身更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，虽化解了几次危机，但仍无法安全的工作。

龚饮冰（1896—1976），湖南长沙人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时，龚饮冰同志在上海负责日本占领区的交通情报工作，是周恩来同志的联络员，李白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秘密电台工作的。1939年，龚饮冰找到李白，对李白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，但认为他的现状很容易被敌人怀疑并暴露身份，应该组成一个家庭，以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，这也是组织的决定。

为此，龚饮冰找到了马纯古同志。马纯古（1907—1979），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任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。上海解放后任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、首任劳动局局长，后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主席。1939年受龚饮冰的委托，为李白物色一位“夫人”，马纯古同志绞尽脑汁，几经周折。最初找到是一位农村姑娘，但由于是文盲，不适应这项工作，后来又找了一位女大学生，虽有文化，但太年轻，没有社会经历，同学及闺蜜也太复杂，不利于做隐蔽战线工作。最后，马纯古找到了普益绸厂的纺织女工裘慧英同志。

自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后，马纯古到沪东、沪西恢复重建基层工厂党支部，党员数也有所增加。其中，在工委领导下的女工党员人数，截至1940年达151人，分布于20多个产业内（引自马纯古1942年《上海女工工作报告》）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在当时的环境中，也可称之为一批骨干力量。那么，马纯古为什么会在151位女党员中选择裘慧英呢？马云飞说：“父亲原则性很强，完成党交代的任务一丝不苟，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是绝不会草率行事的。党员是一个前提条件，还必须是自己熟悉并共过事，有把握的同志。”在马纯古心目中裘慧英是最佳人选。

裘慧英（1917年—1992年），出生于浙江省嵊县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她12岁时到上海一家工厂里当包身工，每天做工十多个小时，下工后还要为包工头做家务，劳累一年却身无分文，工钱统统装进了包工头的腰包。那时，她只会叹命苦，怨爹妈穷。

1936年，裘慧英到裕春绸厂做工，在厂里的识字班扫盲学文化，老师是一位地下党员，不仅教文化，还讲一些革命道理，说资本家发的财是工人的血汗钱，工人穷不是命苦，而是受剥削。裘慧英从来没有听过这些道理，觉得思想很开窍。后来，她转到美亚绸厂做工时，参加了救国会，还动员其他几个小姐妹参加这个组织。这一年，裘慧英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她参加了鲁迅先生大出殡的活动，借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，进行反日大游行。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政府逮捕，她几次参加集会，抗议国民党当局“爰国有罪”的倒行逆施。在“八·一三”的战火硝烟中，裘慧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沪南青年救亡团，为团里的各项工作奔忙。她戴上钢盔随救护组到松江、昆山战火纷飞的前线，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。这一年，裘慧英根据组织安排，进入普益绸厂做工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

1937年10月,裘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工委将一批党内机密文件交给她保管。一天，马纯古得到消息，递送党的机密文件的交通员失踪了，他立刻意识到如果交通员出问题，他是知道裘慧英保管着一批文件的，危险非常大了。于是马纯古急匆匆地找到裘慧英，指示她立刻转移这批机密文件。面对突发的紧急情况，裘慧英急中生智，把文件分成几份，包好后交给几个可靠的小姐妹分别藏起来。不久，交通员找到了，是因为交通违规被叫去巡捕房训话去了。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。裘慧英说：“这件事成了我入党后的第一课，懂得一个党员时刻要有革命警觉性和应变能力，处处不能麻痹大意。”

马纯古正是在这种共同的经历中认定裘慧英的两个突出条件，一是忠诚，二是机智。所以在考虑谁能为延安来的同志作掩护的人选时，选择了裘慧英。

那么，裘慧英当时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1983年底我第一次拜访裘妈妈时，她对我说：“当我听说是给一个外地来的同志以‘夫妻’的名义配合工作，我是不同意的，当时我还未满23岁，也没谈过恋爱，一下子成了不熟悉人的老婆，怎么也接受不了，后来组织把女同志党员都找来，开了个党小组会议，领导把情况告诉大家后，大家都说，你是去为革命工作的，我们都会理解，再说我们入党宣誓时都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。所以我就表态服从组织安排。领导最后对大家说，从裘慧英离开工厂的那天起，今后任何人在马路上见到她都不能打招呼，当作不认识。”

1939年底，龚饮冰叫了一辆黄包车，帮我添置好旗袍、高跟鞋后一起去与李白见面，见面后又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。

与李白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李白叫我睡床上，他工作至凌晨2、3点，铺了席子睡在地板上。

就这样，两个月过后，李白始终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和工作性质，毕竟他是湖南人，我是浙江人，生活饮食也有些差异，再说他让我与邻居富太太们打麻将也不是我的爱好。一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对李白发了火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组织上是让我来干革命的，而不是来做富太太的，你天天晚上抱着收音机偷偷到阁楼上去不知道在干什么？不行！我要回工厂去，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！”李白一时没回答我，第二天晚饭后，李白把我叫进卧室，关上门，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裘慧英同志，你不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我想了一天，想到了你是共产党员，我也是共产党员，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，其实你已经在为党工作了，而且做得很好，上海街头的传单和报纸上的一些消息都是通过你传出去的。好多次我叫你送书、送小物品给某某人，里面都夹着情报。”“啊？我的工作原来这么重要？毕竟我是有觉悟的党员，听了李白的一席话，我感到很惭愧，他白天要上班，深夜还要为党工作，是个对党忠诚对家庭负责的好同志啊！”

“从此以后，我主动关心并配合他工作，当他深夜发报时，我会去窗口观察有没有动静，夏天没有空调和电风扇，我会用扇子帮他降温，冬天他发报手冻得发麻，我就用热毛巾帮他捂手。就这样，渐渐地我们产生了感情，在一起一年后的1940年12月，组织批准了我们的结婚申请，我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夫妻。”

现在，位于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的“李白烈士故居”展厅里放置了两张“结婚照”，一张是假夫妻照，一张是真夫妻。而这张真夫妻照是裘妈妈亲自签上“赠吴德胜同志，裘慧英”。

马纯古的儿子马云飞现住在北京。2024年8月16日，我应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邀请，与李白和裘慧英的孙子李立立一起录制“国家荣光——李白”节目，期间，拜访了马云飞。马云飞向我们李白故居捐赠了一份重要文件，是1940年马纯古向党中央汇报的《上海女工工作报告》以及马纯古当年的一些照片。李白烈士故居将申报登记为文物并向观众展示。

马纯古

马纯古儿子马云飞（左）与本文作者

李白烈士纪念馆内景

每年的9月30日是国家烈士纪念日。

谨以此文深切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仰，永远铭记英雄烈士们的光辉事迹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。